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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

衝擊國會、假新聞與社交媒體監管

何越:在媒體自由受到高度保護的西方,監管社交媒體爭議性極大,目前走在前列的有德國等國家,英國也在開始嘗試。

社交媒體在當今社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它也是一把雙刃劍,其社會效益好壞參半。就其弊處而言,其傳播的假消息已深刻影響、改造英美政治與社會,如2016美國大選與英國脱歐,當前的新冠疫情(網絡假消息令一些人相信新冠病毒是場秀),最高潮的莫過於新近發生的特朗普支持者衝擊國會。因為他們相信特朗普説的假新聞,認為大選結果不公,認為自己是在運用合法公民手段尋求自由。在美國,其理論基礎是“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

但這些特朗普支持者所主張的“公民不服從”,絕非約翰•羅爾斯在1971年提倡“公民不服從”的本意,當時美國的大背景是馬丁•路德•金髮動的黑人民權運動。而近年來的情況是,特朗普從上任以來就攻擊傳統媒體,認為它們都在説假話、撒謊,只有自己的推特消息才是真理,包括對大選結果的論斷。而一些思維能力很差的特朗普支持者,聽信特朗普推特多年,以為已無其他路徑扳回選舉結局,必須走極端,衝擊國會,這就是尋求正義的“公民不服從”。

社交媒體令天涯若比鄰,加速了新聞的傳播,但亦令假新聞滿天飛。而特朗普把社交媒體的社會殺傷力帶到了歷史新高。如果説以前人們還不知道“社交媒體治國”這種新形式是好事還是壞事的話,特朗普開了個壞頭,令世人從此對“社交媒體治國”警惕異常。

美國人非常幸運,在建國之初就享有其前殖民母國英國沒有的新聞自由。1791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確規定“禁止美國國會制訂任何法律侵犯新聞自由”。不過,如同享有人身自由不等於可以損害他人利益一樣,新聞自由不等於可以隨意編造和傳播假新聞。作為新興媒體,社交媒體到底是新聞採編單位,還是新聞中介機構,抑或兩種兼有之?是否應該像傳統媒體一樣受到監管?這些問題都值得關注和探討。

包括美國在內,至今為止,社交媒體在大多數西方國家仍屬自律機構,可由社交媒體自行決定平台內容的刪減。而且,為扶持美國社交媒體公司成長而於1996年通過的《通信規範法》中的第230條,在社交媒體已成為媒體之王的今天,仍是美國互聯網監管的基本法,該法確保了互聯網公司無須為第三方或用户在其平台發佈的內容承擔責任。也就是説,特朗普在推特和臉書等發佈的所有內容,無論對錯,無論社會影響,社交媒體平台都無需負責。在這一背景下,特朗普一而再、再而三地通過發佈假新聞。

但特朗普本身也對社交媒體反感有加,因為他亦受到社交媒體攻擊,其政治對手亦通過社交媒體擴大影響。2020年,因推特封閉特朗普推文,特朗普勃然大怒,公開表示要重修第230條款。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次特朗普支持者衝擊國會的行為,也是受到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的鼓動。

如果通過修法,使社交媒體機構對推文的社會影響負一定的責任,一些假新聞的傳播就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像衝擊國會山這樣的,人們受假新聞鼓動而採取的過激行為,也可能會減少。

在媒體自由受到高度保護的西方,監管社交媒體爭議性極大。目前走在前列的有德國,2017年出台了《網絡執行法》(Network Enforcement Act)並已付諸實施。2019年,澳大利亞通過了《限制令人憎惡的暴力內容傳播法案》(Sharing of Abhorrent Violent Material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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